主权债务违约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和金融问题，更叠加了国内政治、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而资本的创新和逻辑不断演绎着主权债务的历史、现在和未来。《主权债务简史：金融的结构性权力和国际危机管理》这本书的历史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主权债务的历史事件和典型案例，以古照今，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主权债务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结构性的力量制约了主权债务违约的发生，同时也埋下了债务累积的风险。现实的更大危机在于，债务人沉重的负担和巨大的金融权力抑制，让主权债务管理发生了新的变化，不仅要考虑债务履约问题，更要思考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争取控制权，减轻高企的国内社会成本。可以说，这本书为我们理解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权力，提供了非常详尽的历史比较资料和思考路径。

本书作者杰罗姆·鲁斯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他的视角是基于对当代重要的三次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入案例研究，探讨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全球金融架构中的债务履约与执行机制，对民主破坏性的社会后果和深远影响。因此，书中融合了比较历史分析、系统过程分析和结构性权力分析三种方法，选择墨西哥、阿根廷和希腊三个典型当代案例进行测试。

从经济学或金融学的知识体系理解主权债务的履约机制相对容易，但剖析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却极为困难。事实上，主权债务危机管理依赖于国际金融权力的分配和国际机制的协调，并随着金融机构不断创新规则条款、设定复杂程序，搭建起了有效防范主权债务违约的“防火墙”，结果就是债台高筑的外围债务国的国家自主权不断被掏空。这就是作者在书中一再提出的问题：如果主权债务谜题的关键不仅涉及经济因素，而且涉及违约的政治因素，那么除了履约外，更应该关注两者之间复杂且不断演变发展的关系。复杂体系框架内主权债务履约规则的约束和机制设计的扭曲，从另一个层面侵蚀了债务人的财政独立性和决策自主性。

作者对主权债务的背景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欧洲早期的公共债务危机、殖民地时期主权债务的高度帝国主义、大萧条时期主权债务的违约潮……这些生动的案例表明，欧洲地区的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与危机管理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凸显了欧洲地区的信用体系和债务违约危机处置机制中严密的结构性权力逻辑。可以发现，由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国际金融权力体系，通过层层的规则设立、权责约束等，明确了主权债务偿还的机制，以严苛的法律条款、国际义务履行和金融资本力量，共同构成防范主权债务违约的制度基础。批判性研究的意义在于，主权债务危机管理应使金融履行其信贷配置和金融中介的公共职能，而非成为少数机构和个人的利益动机。

从过往主权债务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经验看，长期以来，履约的去政治化已成为经济学文献迄今为止难以解释主权债务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单一代理人假设的缺陷，主权债务并非只针对债务国这一单一实体，而是涉及债务国国内与国外多个债权人的复杂博弈；二是偿债意愿与偿付能力的不对称，许多情况下，阻碍债务偿还的直接原因不是不愿意付款，也不是国家财富不足，而是缺乏可用的流动资源；三是不同违约类型的差异，多边机制下主权债务延期付款一般采取债务充值模式减记债务，单边模式下则通常采取暂停偿债。在现实的案例中，主权债务与金融的结构性权力联系更加紧密，如投资银行家罗杰·阿尔特曼所指出的，金融市场逐渐扮演着一个全球超级政府的角色。

从主权债务发展的进程看，世界经济的金融化强化了金融的结构性权力，导致主权债务问题逐步向金融国际化演进。一是金融市场和机构拥有信贷的创造和分配权力，某种程度上控制了全球各国、企业和家庭可用的购买力和政策选择；二是国际资本流动大幅增加，国际信贷的中心地位日益提升，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性的国际银行组织，对主权债务的政策干预能力越来越强；三是国家对私人信贷的依赖，反过来进一步侵蚀国家相对于金融的自主权。当然，杰罗姆·鲁斯也提醒，金融的权力也不是绝对的，其相对实力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他分析了三种执行机制的关联性，包括债权人卡特尔施加的市场规则、官方债权人的有条件贷款和国内精英的桥梁作用，三种机制分别从国际政治、国内政治和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结构性权力发挥各自的作用，共同约束主权债务的执行，并将主权债务的违约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虽然从最近数十年的发展历史看，主权债务违约的概率和典型事件越来越少，但这也是一个非常曲折和漫长的演进过程。19世纪英国霸权治理下的金融国际化，使暂停偿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债权国的军事干预是相对不可预测的手段。“大萧条”后，20世纪30年代的大多数主权债务人成功地将部分调整成本转移到了外国债权人身上，凯恩斯主义盛行，金融与国际资本的国家干预加强。在严格的金融监管环境下，低利率和适度通货膨胀等措施减轻了主权债务负担，“金融抑制”给予了债权国更加稳定的金融环境，私人跨境贷款的减弱和高增长率使得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概率大大降低。代价则在于，债务人的自主性不断被削弱。

杰罗姆·鲁斯除了从理论和技术层面剖析其中的原因，书中的案例穿插同样十分精彩。20世纪80年代的墨西哥主权债务违约危机爆发，有多达1400家商业银行、820亿美元债务无法履约，在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积极干预下，通过紧急救助贷款和严格的偿债条件，最终以1989～1990年的布雷迪协议解决了危机。然而，这次危机事件催生了墨西哥国内银行家联盟的崛起，激化了国内的政治分歧，在确保墨西哥偿还外债利息的同时，却不得不背负长期紧缩和高昂的全额偿还债务的社会与经济成本。1999～2005年阿根廷主权债务重大违约事件，则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阿根廷严重违约导致大规模信贷中断、国际资本大量外逃、中央储备耗尽，最终造成其经济衰退，而以美国华尔街为代表的投机性外国投资者，则通过激进的债务重组和“巧妙”的规则，成为金融套利的赢家。

2010～2015年的希腊债务危机，是21世纪首个重大主权债务危机，饱尝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苦果的欧元区经济面临衰退，长期低迷。希腊债务危机考验欧元区经济的韧劲和主权债务处置决策能力，经过激烈的斗争和谈判，欧元区建立起以欧洲稳定机制为核心的货币联盟永久防火墙。以欧洲央行为主导的债权人从停止救助贷款、将希腊排除在量化宽松计划之外、限制流动性、控制希腊政府债券作为央行贴现窗口抵押品等四个方面，扼杀希腊左翼，最终促使希腊债务社会化，承受着紧缩、贫困和经济低迷的巨大压力。

从希腊债务危机的案例中，杰罗姆·鲁斯得出结论：正是金融的结构性权力得到了巩固，迫使主权债务违约的概率大大降低。值得反思的是，在国际力量平衡缺乏更为广泛转变的情况下，单靠单边解决方案无法解决债务人有限政策自主性的系统性问题，而主权债务履约和违约衍生出了更加棘手的长期难题。

《主权债务简史: 金融的结构性权力和国际危机管理》

[荷]杰罗姆·鲁斯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0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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