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年，中国批准上市新药的数量占全球15%左右，本土企业在研新药数量占全球33%。生物医药的创新已经成为我国技术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第五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分论坛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毕井泉做了上述表示。他认为，生物医药是全球新一轮科技变革中科技含量最高、创新最为密集、投资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但在看到我国在生物医药创新领域取得重大成果的同时，也要看到存在的不足。

毕井泉表示，近年来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药大部分属于跟随式、引进式创新，新靶点、新化合物、新作用机理的原创性新药不多，创新的质量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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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需要当年青蒿素、三氧化二砷和全反式维甲酸治疗白血病、乙肝病毒进入人体细胞靶点这样原创性的科学发现，以这些原创性科学发现为基础的研究开发，一定会诞生出更多的原创性治疗药物。”毕井泉说。

医药健康产业既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同时也提出，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为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提高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质量，毕井泉提出了9方面建议：

首先，鼓励原创性研发，鼓励临床价值更优药物上市。

2021年11月，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CDE)正式发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提出应尽量为受试者提供临床实践中最佳治疗方式/药物，新药研发应该以为患者提供更优（更有效、更安全或更 便利等）的治疗选择作为最高目标。

毕井泉表示，这些要求应该成为药物研发的普遍适用的主要原则，要求审评审批、临床使用、医保支付多方面采取措施，鼓励原创性、临床价值更优的创新药上市和使用，鼓励从中医药中发现具有高价值的原创性成果。对于已有治疗手段的适应症，要鼓励新药研发企业去开发更有临床价值的新药。

二是提高监管水平的效率，推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毕井泉表示，药物药品研发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要与国际通行做法的最佳实践对标，找出差距，完善政策，提高效率和透明度，为科学家和企业提供更加高效更可预见的服务，提高医药研发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使患者能够用上最好的治疗药物，要鼓励医疗机构及时采购批准上市的新药，不受医院用药数量的限制。“现在每年批准上市的新药只有几十种，不会对医疗机构用药数量的增加构成什么压力，建立调整相关规定。”毕井泉说。

四是稳定创新药的市场预期。毕井泉表示，稳定市场预期，对于新药持续研发至关重要。而创新药的价格形成机制直接影响企业的市场预期。他表示，新药研发是高风险的事业，新药上市后能够销售多少数量，销售收入能不能覆盖研发成本，能不能有利润投入新的研发，这些要交给企业自己去探索。对于高价格的创新药，医保可以根据资金情况确定具体支付标准。

五是发展高质量的仿制药。“解决药品可及性的根本性措施是发展仿制药。”毕井泉表示，要继续鼓励企业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落实有关政策，抑制恶性竞争，保证中标药品质量和供应。要明确未通过一致性评价药品的文号退出政策，研究按药品文号收取年度监管费，迫使多年不生产的“僵尸”文号退出市场，减轻监管压力。

毕井泉说，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是我国生物医药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途径，是临床替代原研药、减轻医保资金压力的重要手段。目前通过一致性评价和按新标准批准上市的榜样已经有5238个，覆盖近900余品种，但是这仅相当于医疗机构经常使用药品的一半。

六是规范商业医疗保险发展。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的关键是划清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边界，明确商业医疗保险的市场范围，便于保险公司精算，推出有明确承保范围的商业保险产品，便于消费者投保，也便于社会监督。要明确商业医疗保险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鼓励商业医疗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提高理赔效率，给投保人提供优质的医疗保障服务。

七是改革医疗机构的补偿机制。要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原则，在不增加社会医药费总负担的前提下，逐步理顺医疗服务价格。“实现医疗服务收费对医务人员工资性支出全覆盖。”毕井泉说。

同时还要推进全国统一、医疗机构和医保机构共享的电子病历、电子处方制度，促进合理用药，实现检查检验结果共享，减少医生的重复劳动，提高诊疗效率，减少处方差错，提高基层医生诊疗水平。实现医药分开的改革，才能让药品回归自身的属性。

八是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很难出现原创性的科研成果。”毕井泉建议增加生命科学领域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改革科技成果评价方法，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科学技术进步法》科技成果转化净收益不少于50%奖励科研人员的规定，激励科学家发明创造。

九是扩大生物医药领域的国际合作。要进一步扩大生物医药领域的制度性开放，更多地参与国际药物研发指导原则的制定和采用，最大限度减少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制度性成本。加强国际社会公共卫生和医药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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