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面源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治理”“短板未有效突破”“问题比较突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需系统谋划、统筹推进”……

在生态环境部2月22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首次亮相的水生态环境司司长黄小赠在回答记者提问时，12次提及面源污染问题。他说，面源污染问题是当前水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难题，问题日益凸显。一些地方城乡面源污染问题比较突出，旱季“藏污纳垢”、雨季“零存整取”，制约了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改善。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宋永会近日撰文表示，“十四五”时期是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深入推进期，需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管理全链条防控技术支撑体系建设，持续构建分区分类、全过程系统防控的治理技术模式，以及污染治理绩效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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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面源污染成首要污染源

面源污染也称非点源污染，按照来源的不同，可分为农业面源污染和城市面源污染等。近年来，由于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化肥、农药、农地膜的大量使用，我国的农业面源污染日益严重。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数据表明，我国农业源氨排放量在每年540万吨左右，占整个氨排放的90%以上，其中畜禽源占农业源排放量的50%左右。监测数据显示，畜禽养殖业的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占到农业面源污染的93.75%，占到全国污染物化学需氧量的46.67%。

以长江流域农业面源污染为例，宋永会等专家前不久完成了“长江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课题。他说，随着工业和城镇点源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控制，面源污染逐渐从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成为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突出难点。

长江流域在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流域总面积180万平方公里，占我国陆域国土面积的18.8%，是我国最主要的农业生产基地。

“长江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大。”宋永会介绍，长江经济带11省（市）第二次污染源普查数据显示，农业面源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排放量分别占长江经济带该污染物总排放量的45.1%、48.0%、66.6%，农业面源污染成为区域污染物的主要来源。

农业面源污染成首要污染源。摄影/章轲

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长江经济带化肥施用量达1684.55万吨，化肥施用强度为282.52千克/平方公里，是国际安全施用水平（225千克/平方公里）的1.26倍。化肥施用量居高不下以及不合理的施肥方式，造成集约化农区氮磷流失严重，稻田周边水塘及河湖水体富营养化。

长江流域还是我国生猪和淡水水产品的主产区，畜禽养殖造成的总磷排放量占流域农业面源总磷排放总量的68%，是面源污染的重要来源。宋永会介绍，长江流域淡水池塘养殖分布广泛，产量占全国池塘养殖产量的60%以上，但污染处理设施配套不完善，养殖尾水不达标排放造成的环境风险大。

“农业面源排放的污染物随降雨径流进入地表水体，成为汛期长江流域水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宋永会说。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长江中心运管部高级工程师朱延忠等专家的调研也发现，长江流域水生态系统失衡较突出，“农业种植、养殖、城市初期雨水等面源污染正逐渐成为部分地区的首要污染源，防治瓶颈亟待突破”。

面源污染治理市场前景看好

在农牧环保治理领域深耕近20年的广州嘉康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嘉康环保”）董事长董部根，对于农业面源污染也深有感受。“我们小时候，农村的大小河流、河道都可以游泳、抓鱼、抓虾，现在都不行了，并不是工业污染，而是农业面源污染。”他说。

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董部根总结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的“四个市场痛点”：高有机污水达标治理及深度处理达标率不足30%；中小养殖企业粪渣、污泥处理难，效果差；农牧渔产品加工废弃料处理量大；药渣、酒糟、食品加工废料处理不到位，随意倾倒，污染环境；除臭效果不佳，尤其是大型养殖企业圈舍除臭缺乏有效技术。

他举例说，养殖业废弃物产生量非常巨大，“一头猪产生的污染量相当于10个人的产生量”。

董部根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高有机污水提标、达标和改造已提上日程，国家要求全面实现养殖业废弃物达标治理和达标运营，水产养殖尾水达标治理也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工作目标。因此，有机废弃物综合治理与资源化利用市场前景看好。

他透露，嘉康环保正在打造标准化研发、装备化研发和高有机废弃物综合治理研究三个团队。未来将提供大型养殖企业环保保姆式服务，以及涉农产业企业及产业园区管家式服务。

在云南，农业面源污染也直接影响到洱海的水质。洱海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云南省第二大淡水湖，是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理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前些年，洱海周边的农民大多使用化肥种粮、种菜，大水大肥的种植模式产生了大量富含氮、磷的农田尾水。这些尾水顺着沟沟渠渠最终流入洱海，造成污染。

云南曲靖塑料（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卢斌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改变当地传统种植模式的一项关键措施是引进了“水稻覆膜节水节肥综合高产技术”。专家们在当地开展以全生物降解地膜、开厢垄作、三角形稀植等综合集成的有机水稻节本高产技术推广，有效地解决了洱海流域水稻生产面临的低温胁迫、养分利用效率低等问题。

全生物降解膜主要成分是聚合物和聚乳酸，在作物生长后期被土壤中的细菌和真菌类微生物降解为水和二氧化碳及少量生物质，仅需2-3个月，地膜就能自然降解，不会对环境产生污染。

测算结果还显示，每亩稻田虽然增加了200多元的地膜成本，但节约的农药、化肥支出就有近150元，还节约了除草用工成本，同时产量增加了1-2倍，稻米价格更是原来的好几倍。在示范田中，有机肥施用量比当地传统有机种植的用量减少60%。

构建全链条防控技术支撑体系

“相比工业、城市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起步晚、投入少、历史欠账多，面临着既要还旧账、又不欠新账的双重压力。”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此前在解读《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实施方案（试行）》时表示，目前，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规标准体系不完善、环境监测基础薄弱、监管能力亟待提升。

农业面源具有污染类型多样、影响因素复杂、空间异质性强等特点，导致不同空间单元污染产生量、迁移转化方式、工程治理绩效以及污染对受纳水体水质的贡献情况差异显著，这给统一设置以水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的绩效考核指标和内容带来挑战。

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出台了化肥农药减量、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管理政策和考核办法。但宋永会等专家发现，单纯考核化肥、农药削减量和粪污资源化利用率，并不能全面评估农业面源污染对水环境质量的实际影响。

“十四五”需加快建设农业面源污染处理配套设施。摄影/章轲

“已有经验表明，扎实的环境监测和科学的污染负荷评估是合理制定防控政策的基础。”宋永会建议，构建农业面源污染“测—溯—算—治—管”全链条防控技术支撑体系。

同时，针对农业面源污染物来源复杂、污染交互影响、区域差异明显等特点，以环境承载力为前提，从全链条循环—全时空配置—全过程防控出发，形成典型区域水—肥—废弃物时空统筹配置的农业种植与畜禽养殖污染最佳治理技术模式。集成与创新污染物源头减量、资源多途径利用、污染多层级控制等技术和产品装备，加快建设农业面源污染处理配套设施，总结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技术模式，逐步形成规模化与产业化效应。

“解决面源污染的关键还是技术。”董部根表示，这些年，面源污染治理缺乏可行的治理方法与思路，“年年试错，非常可惜”，因地制宜地探索出可行的治理方法、技术和模式，才是重点。

宋永会等专家还建议，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成效和防治开展情况两个方面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绩效评估。以定量化指标为引导，以反映污染防治效果为目标，以断面主要污染物浓度和通量，田间氮磷等组分流失率、削减率等为代表，构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成效评估指标。

上述专家们建议率先在长江经济带9省农业面源治理与监督指导试点县开展示范，总结形成分区分类差异化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绩效评估模式，并逐步向全国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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