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快要到了，同学们之间的相互问候也从日常生活变成收到了几个offer。

(相关资料图)

与往届毕业生相比，今年的毕业生更为特殊。大学4年，疫情3年。还没来得及享受美好的大学生活，还没和同学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还没能丰富自己的实习经历，就要直接迈入社会工作了。

怎么找工作？什么样的工作适合自己？是去大城市奋斗，还是回小城市安居？这些问题都困扰着他们。

最近，我和BOSS直聘的人聊了聊，总结了招聘者的五大趋势和求职者的五大变化。

趋势一：招聘学历要求两极化加剧。

近几年，网络上流传着一个段子：3000块招不来一个农民工，但可以招来一个大学生。刷到这种视频，很多学生在惴惴不安的同时，会考虑要不要继续往上刷学历：专科的要不要刷本科，本科的要不要刷硕士，读完硕士要不要读博士。

我们来看看BOSS直聘的数据。这两年，最低学历要求“高中及以下”和“硕士及以上”的岗位比例分别增加了2.9和0.3个百分点，但招聘专科和本科学历毕业生的岗位比例下降了3.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处于中间位置的劳动力群体面临的就业压力更大了。

大学培养出了一批人才，但现实生活中，许多岗位并不需要这么高的学历。比如营销员、收银员、餐厅服务员、保安员、保洁员、商品营业员、家政服务员，再比如车工、钳工、电工、焊工、装卸搬运工，这些工作要么是服务业的基础岗位，要么是制造业的基础岗位。中国城市化还在继续，制造业的竞争力不断提高，所以，这些基础岗位需求十分旺盛，经常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

就业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不匹配，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一边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边是企业出现用工荒。

趋势二：制造业与互联网大厂抢人才。

近些年，互联网行业成为人们心中高薪工作的代名词。一个互联网企业在短短几年内就能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可以与老牌企业比肩的巨头。互联网行业收入水平也水涨船高，与金融业、房地产业一起，成为最能赚钱的行业之一。一些优秀的高校毕业生往往将互联网大厂作为求职的第一选择。

但近两年，一些制造业企业开始跟互联网大厂抢人才。这些制造业并非拍脑袋决定，而是真切地服务于企业发展的需要和长期规划。

提到制造业，我们脑子里很多时候第一时间闪现的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制造业也在不断转型升级。流水线作业式的制造业正在不断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机械化、规模化生产的制造业不断增加。

产业升级必然引发人才升级。不管是更加复杂的研发工作，还是品牌优化升级，都需要更多的人才支撑。因此，制造业与互联网大厂抢人才也就不足为奇。

趋势三：数字化人才需求仍然旺盛。

我曾专门讲解了新成立的国家数据局。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虽然我们还不清楚它以后到底要干啥，但至少表明了国家对数字化建设的重视。

对于企业而言，数字化不只是国家政策要求，还是现实的发展需要。

比如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线上办公、学习成了替代项。腾讯会议、钉钉等视频会议软件支撑了疫情期间的办公和网课需求。即使疫情结束，利用这些软件举行网络会议、上网课，也成了我们的日常。

再比如大火的ChatGPT，虽然一些打工人担忧自己的工作会被替代，但更多企业将其视为下一个风口，纷纷入局，希望能赶上这波红利，从而带动了人工智能领域人才需求的猛增。

不管是出于提高生产效率，还是进入下一个投资风口的目的，加强数字化建设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一个趋势。

这么说如果还太抽象，我再讲个案例。我在重庆江津调研，去看一家花椒加工企业，问他们这几年有没有受到疫情影响。老板说，当然有，但业绩增长很快，因为搞了电商。花椒加工企业怎么会想起来做电商呢？一开始，是政府催着他们做。老板不知道怎么做，但他儿子在上海开发手机游戏。老板说，你回来帮我搞电商吧。结果效果出奇地好。所以，数字化是每个企业都要掌握的本领了。

趋势四：技术行业职业发展更为稳当。

就业这件事，不只年轻人焦虑，中年人也焦虑。但两者焦虑的点不一样。年轻人焦虑能否找到一份好工作，中年人焦虑可能会被公司辞退。尤其对于互联网从业者而言，35岁似乎成了一道坎，一旦迈不过去，自己的职业生涯可能就毁于一旦。再出来找工作，体力又拼不过年轻人。

面对可能到来的中年危机，一些年轻人选择考公；另一些年轻人则选择积极投入，要的就是年轻时赚上一笔，35岁后彻底躺平。

但这两种选择都很悬。公务员也未必是铁饭碗，有了财政压力，国家一样会精简机构。高速增长时期还有赚快钱的机会，以后赚快钱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并非所有行业都会出现中年危机。有一定进入门槛、学习成本较高的行业，如医生、律师、财务、建筑、生产制造、设计等，甚至越老越吃香。传说中35岁转行压力最大的程序员，其后端开发、硬件开发、数据管理、人工智能等35岁之后的职业表现都比较稳定。

所以，要想避免中年危机，最好的方法是有一技之长，让自己变得不可替代。

趋势五：新一线城市吸引人才仍在继续。

从2017年下半年起，新一线城市陆续推出了各种人才吸引政策，比如降低落户门槛、提供就业创业扶持、发放住房补贴等，吸引了广大青年人的关注。

新一线城市的这种投入也获得了回报。2019年新一线城市相对于一线城市全面实现人才净流入，2020年人才净流入规模较2019年提升了12.1个百分点。

新一线城市大多位于内陆地区，它们的崛起意味着中国经济从全面对外开放向“双循环”转移。另一个原因是，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了，尤其是房价居高不下，对年轻人太不友好。现在，经济压力最大的一批人就是刚到一线城市，又买了房子的“小镇青年”，一旦经济低迷，收入下降，能不能还得起房贷都是个问题。反观那些在老家买房的青年，房贷早就还完了，无债一身轻。

我一位做银行的朋友听了，若有所思地说：“是的，我们银行的私人贷款业务，在主城区业务风险更高，在郊县业务风险反而不高了。”

可以想见，新一线城市在想法设法吸引人才，一线城市还在控制人口规模，这会对未来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带来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熵一资本首席经济学家）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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