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是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去年底，我国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9640万人，占总人口的64%。

9亿劳动年龄人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优势和潜力所在，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的持续释放提供了可靠保障。

劳动力资源优势大

中国有9亿劳动力，没有就业，就只是9亿张吃饭的口;有了就业，就是9亿双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

“不管从供给规模还是从供给质量看，9亿劳动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和潜力所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郭冠男分析说，我国的劳动力规模比绝大部分国家的总人口还多。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发展加速期，如果人口城镇化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至少还将持续20年，这将为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5年。根据规划，到今年底我国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提高到11.2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将提高到13.5年。“劳动力规模稳定和质量提升产生的乘数效应，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优势和潜力所在。”郭冠男说。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分析师周茂华表示，劳动力是财富之源，劳动力供给充裕，加上产业工人勤劳高效、产业链完备、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等优势，是我国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有力保障。在9亿劳动力中，有1.7亿受教育或技能培训的人才，每年还有大量高校毕业生，将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未来，我国劳动力优势将由规模优势逐步转向以劳动生产率水平决定的劳动力竞争优势。”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教授李昕表示，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劳动力成本，不仅由劳动力供给规模决定，也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链发展与劳动分工相互促进，劳动生产率水平与生产效率不断提升，使得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产业链，成为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李昕表示，9亿劳动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与潜力。不过，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显著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随着劳动生产率水平稳步提升，将为我国经济可持续的增长提供保障。

合理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随着年龄结构的变化，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及占总人口比重持续“双降”。“我们要客观看待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连续下降的现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处于较高水平;从各国发展经验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是特定发展阶段的必然现象。”郭冠男表示，应对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必须在提升劳动力质量上下功夫。要围绕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完善义务教育制度，加大职业教育投入。

“劳动力素质提升事关长远，有其内在的科学规律，必须充分吸取国内外人口发展的经验教训，谋划契合我国未来长远发展的人口政策。”郭冠男说。

李昕表示，丰富且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起飞与高速增长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亚洲“增长奇迹”的事例表明，以大量使用廉价、低技能劳动力为基础的相对优势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促进是短暂的。更强劲与更可持续的增长源泉来自现代技术、人力资源开发和更高附加值的生产，即生产率水平的持续提升。因此，不断促进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是应对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周茂华也认为，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关键要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要继续推进人口城镇化，使更多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提升劳动生产率;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创新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加强培训教育，提升劳动力技能。此外，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实施灵活、弹性的退休制度。

教育是挖掘人才红利关键

当前，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略有缩小，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总体偏低，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加重了劳动年龄人口负担。不断发挥好现有人口资源优势，提高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素质，实现从“人口红利”迈向“人才红利”，是实现人口和社会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郭冠男建议，要实现从“人口红利”迈向“人才红利”，必须加强教育、培训力度。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村人口市民化速度，提升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质量。进一步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营造公平就业环境，加强就业援助，充分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李雪松表示，要更好地从“向人口要红利”迈向“向人才要红利”，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把幼儿和学龄前儿童教育摆在更加重要位置，不断提升更高层次教育质量;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的人才资源优势，加快构建有利于人才资源流动的市场体系，减少人才与岗位错配，为人才潜能释放创造舞台;努力构建良好的人才引进机制，促进人才交流和优势互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学、合理、高效地配置科技创新资源;让资本要素和人才要素更好地结合，为广大人才干事创业提供金融支撑。

李昕表示，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水平的提升。教育投资与技术进步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技术进步可视为教育投资的内生结果。同时，要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充分利用好我国巨大的市场优势，积极引入先进技术与人才，确保我国产业技术链发展与全球融合。

“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释放与挖掘人才红利是关键。”周茂华表示，当前，我国受高等教育人才占劳动力比重、劳动力普遍受教育年限等指标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要进一步加大教育培训，提升劳动力整体技能。要完善教育基础设施，逐步消除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发展多层次职业教育体系。同时，要完善劳动力社会流动性体制机制，改革户籍制度与均等化公共服务体系，让劳动力自由流动;完善社保、医保等制度，扫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阻碍。

“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与有效组织，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劳动生产率。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由于公共基础设施、服务较为完善，结合资本、市场等要素，可以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提升劳动生产率。因此，在向人才要红利的过程中，还必须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周茂华说。(林火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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