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三年，新冠病毒感染回归“乙类乙管”，疫情由“防控”转入“防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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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晚，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中国正式从战疫体制回归到常规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

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从“乙类甲管”到“乙类乙管”等，这是审时度势的治理精进。自此，我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工作重心从“防感染”转向“保健康、防重症”。

疫情三年来，我们与新型冠状病毒从不期而遇、手足无措，到加强疫苗药物的研发应用，因时因势调整优化防疫政策，再到建设平战结合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历经的是一场痛苦的认知过程，这是驶入未知领域的一种必然的感知性应迎。

制度经济学家海纳指出，制度创新缘于个体能力与所决策问题的难度之间的交互。初遇具有巨大不确定性的新冠病毒，决策者习惯性地设定限制性规则，把人们的行动通过行政强制导向一个更小的行动场景内，暂时性地将人们与危险阻隔，然后翻箱倒柜寻找所有的政策工具，以找寻应对危险的方法。

大疫三年，没有人过得容易，一些不容易是人的认知局限带来的，一些则是不必要的额外成本，如一些地方和部门，把管控当作防治，一刀切地限制人财物的自由流动，权力无补偿地侵害合法权利，出现了许多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线的行为，耗损了社会的信任资产。

我们必须要予以足够重视和正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是制度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养料，不论是正式规范的制度，还是非正式规范的道德习俗，都是在不断的试错中完善，唯有不回避、正视之，才能吸取到成长的能量。

当然，实施“乙类乙管”，并不是可以松口气或者歇歇脚的信号，需通过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为人们进行自我健康管理提供平台。

公共卫生服务资源、医疗救治资源等是公共防疫的“先手棋”。政府需为每位面对疫情的居民提供相应的抗疫服务保障，让其面对疫情时免于恐慌和无助；政府需完善医疗资源和分级诊疗机制，让感染者都能得到相应的医疗服务。

目前中国二级以上医院的床位数仅有561.6万张，重症医学床位（ICU）仅15万张；同时，救治设备方面，血液透析单元15.11万个，床旁血滤机1.97万台，体外膜肺氧合仪2300余台，有创呼吸机11.6万台，无创呼吸机7.66万台，监护仪97.12万台，高流量吸氧仪3.82万台等。相对于14亿人口、数亿老年人口，这些医疗设施捉襟见肘；何况，中国医疗资源的分布极不均衡，如何让有限的医疗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需要政府的积极有为。

疫情三年暴露的公共医疗缺口，恰是今后积极财政“加力提效”的主战场，要知道积极财政政策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补位性消费支出，将极大提升民众安全感，带来更强的公共财政乘数效应。

疫情三年来警示，公共治理不是简单的服从和必要的权利让渡，而是起始于人们对经济社会不确定性的风险规避。人们愿意让渡行动自由，既有为了未来而牺牲当下的权利跨期交易，又出于即期互补之考虑，如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和外溢，一些人愿意居家或集中隔离，是以牺牲自身合法权益，换取公共环境安康，这就需要政府代表整个社会，对这些配合的居民提供必要补偿，以实现公共健康成本的共担；不仅如此，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对配合其工作的居民补偿，营造的是一种公共治理的激励约束机制，让公共服务提供者具有服务成本意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内核。

大疫三年，人类再一次寻找与病毒共存的方法，这个过程检验着一个社会的文明成色，提升着一个社会的治理水平。战疫模式的结束，是社会公共治理防疫的开始，我们期待所有各方都做好准备，答好各自的答卷，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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