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在过去一个月，早年最“性感”的绿色投资标的特斯拉暴跌超40%，今年迄今跌幅高达近73%，12月27日当日跌幅就高达11%。部分绿色概念股的估值亦在前两年已被透支。

然而，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创历史新高，《巴黎协定》将升温幅度控制在1.5℃的目标已岌岌可危，国际投资机构对于组合的减排越发关注。与此同时，“低垂的果实”又已被采摘完毕，仅买电动车等绿色概念股，或直接剔除高排放成分股，或已无法满足要求。关注绿色投资的机构开始将目光投向更具转型潜力的传统行业，这也将是2023年的趋势。

例如，日前大型国际资管机构景顺（Invesco）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联合发布《煤炭开采、燃煤发电、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碳排放现状和转型分析》报告，报告尤为关注三大行业（电力行业、煤炭开采、钢铁行业）的绿色收入特点。“原先投资者可能青睐一些新的绿色科技企业，例如过电动汽车行业表现亮眼，但是也有一些客户更意识到，长期的一些投资机会会来自于高碳排放行业的转型。”景顺ESG客户策略亚太区总监陈浩扬近期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煤炭开采、燃煤发电和钢铁行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高能耗、高碳排行业的低碳转型对于中国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低碳转型会为减碳科技，传统行业转型与绿色发债带来相关投资需求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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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三大传统行业的“绿色收入”

在中国的能源系统中，84％是化石能源，煤炭在一次性能源中占比为57%。为了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风电、光伏最终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大约需达65%-70%。这一目标挑战重重。

主流观点认为，在新能源发展尚不成熟之际，未来还是需要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共同发展，依靠煤炭发挥作用，结合煤炭的高效利用，例如碳捕集（CCUS）等。美银证券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煤炭年平均下降约1%， 2030年之前，煤炭占一次性能源比例仍将保持在50%左右。

“在碳中和目标下，很多不同的行业需要转型，对于转型来说，绿色收入是非常好的衡量指标，”陈浩扬称。“绿色收入”作为识别企业可持续活动的价值指标，将有助于银行对企业的环境风险进行全面动态的管理和评估，也有助于投资机构进一步了解行业内不同企业的绿色转型潜力，评估企业未来现金流和投资价值。

之所以报告会提出企业“绿色收入”计算，是基于两方面考虑——增强 ESG 相关信息披露的国际趋势日益明显，企业相关信披力度将会不断加大；中欧《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为可持续信披提供了基础。

“绿色收入”则是指企业在“环境可持续的经济活动”中获得的财务收入。对收入来源分类，通过与《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匹配，识别企业内部的可持续活动。2022年6月3日，由中欧等经济体共同发起的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发布了由中国人民银行与欧盟委员会相关部门共同牵头完成的《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报告—减缓气候变化》（Common Ground Taxonomy）正式版本，具备国际可比性和兼容性，为中国企业的相关信披提供基础。《共同分类目录》共包含了中欧分类目录共同认可的 72 项对减缓气候变化有重大贡献的经济活动。

谈及三大行业的绿色收入特点，陈浩扬表示，对电力行业而言，近似将非化石能源发电部分作为绿色收入，新能源发电为主的企业绿色收入较高；就煤炭开采行业来说，资本退出煤电领域渐成趋势，企业在低碳转型中获得融资有赖于“转型金融”；就钢铁行业来看，研究发现企业间生产工艺的不同使得绿色收入占比存在较大差异。如果企业能进一步按照《共同分类目录》要求做相关披露（如废钢投入不低于 70%的高合金钢的产量，或废钢投入不低于 90%的碳素钢的产量），则能给市场和投资机构传递企业的可持续生产的相关内容，也便于计算企业的绿色收入。”

事实上，报告对企业绿色收入的计算也是《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的使用场景的一个探索。陈浩扬称，全球必然不止一个标准，关键还在于不同标准之间可以做到国际互认，而上述分类目录则是中欧之间互认的的案例。

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此前就对记者表示，“应该把这两个市场（中欧）打通，例如用人民银行与欧盟共同发布的《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去打包中国的绿色金融产品，卖到欧洲去，就有可能降低融资成本。”

就传统行业的转型建议而言，报告建议，在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费在内的重点领域，企业应在稳定能源供应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拓宽转型路径；钢铁企业则应在控制产能的基础上，在短期调整能源结构和应用节能技术，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生产效率，长期则应注重钢化联产、耦合发展及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等先进技术的发展。研究还表明，预计随着钢铁行业整体产能进入平台期，对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而言，兼并重组是扩大规模和合理化产能的重要途径，行业集中度将由此提升。

可持续信息的披露成大趋势

若要准确计算“绿色收入”，其实基础就是企业的信披质量，这也是企业实现低碳转型的关键。未来，可持续信息的披露已是全球大趋势。

陈浩扬表示，对于高碳排放企业的低碳转型，企业应在 “1+N”政策体系的指引下，加强企业的碳核算能力及对可持续活动的识别，并积极践行信披，在兼顾信息安全的同时提升信披质量。

报告也指出，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制定的可持续发展信披标准方案，尽管在短期内对国内上市公司没有直接影响，但已释放出全球可持续信披标准的统一性和趋同性的信号。“ISSB为信披提供基准，中国标准与ISSB的接轨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加ESG数据的可用性和可比性，促进可持续投资的跨境流动。”

研究参照ISSB最新要求并分析45家钢铁企业的信披情况后发现，对于国内普遍关注的问题，例如减碳目标和策略、总能耗、循环利用、粗钢产量等指标，企业披露较多。而对于“基准用水压力高或极高地区各占的百分比”、电炉百分比等活动指标，企业的认知水平有所不足，鲜有披露。同时，行业头部企业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认识较全面，大部分指标均有披露。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教授、可持续发展学科基金学术主任邱慈观近期也对记者提及，ESG的世界标准目前是三足鼎立，包括IFRS下ISSB委员会制定的ISDS、欧盟由EFRAG制定的ESRS和美国由证监会推动的TCFD。 这三套标准最重要的差异是价值观的差异——TCFD是标准的美式标准，其披露对象是股东；ISDS的披露对象同样是股东，但欧盟的ESRS会与中国比较接近，其披露对象是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s）。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边界，ESG标准的运用都要符合当地的法律。我们也不要期待只有一套标准，一定至少有两三套相互竞争的标准，才会共同向上发展。但这无疑也体现出，可持续信息的披露将在全球加速。”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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