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巨大威胁”正在危及我们的未来。虽然其中有些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但另外一些才出现不久。疫情前期顽固的低通胀已经让位于今天的过高通胀。长期停滞，即因总需求疲软而导致的长期低增长，因为负面总需求冲击与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相结合，已经演变成为滞胀。

(资料图)

曾经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现在都在快速攀升中，由此推高了借贷成本并可能导致债务危机大规模爆发。超全球化、自由贸易、离岸外包和即时供应链的时代已经让位于新的去全球化、保护主义、制造业回流（或“友岸外包”）、安全贸易和“以防万一”的供应链冗余等状况。

此外，全新地缘政治威胁正在加大冷战和热战的风险，并进一步导致全球经济巴尔干化。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严重，而且速度也比我们之前预计的要快得多。疫情也可能变得更为频繁、致命和代价高昂。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等领域的进步可能带来更多不平等、永久性技术失业以及用于挑起非常规战争的更致命的武器库。所有这些问题都助长了民族资本主义所引发的反弹，并增强了左右翼民粹主义分子、威权主义和军事极端分子的力量。

我所谓的巨大威胁被其他人称之为“多重危机”——这个词不久前刚刚登上《金融时报》的年度热词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琳娜·格奥尔基耶娃谈到了“灾难的汇合”。去年，她曾警告，摆在世界经济面前的考验或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峻的。同样，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指出，我们正面临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急迫的经济和财政挑战。而世界经济论坛在其最新全球风险报告中提出警告，未来十年将“独一无二、不确定和充满动荡”。这份报告是在上月精英齐聚达沃斯，探讨如何在“分裂世界展开合作”前刚刚发布的。

因此，无论更愿意用哪个词，人们都普遍认为，目前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是史无前例、非同寻常和出人意料的。从短期看，更多动荡、更高风险、更激烈的冲突以及更频繁的环境灾难并不出乎我们的预料。

在其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间隙的伟大著作《魔法山》中，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描绘了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思想和文化气候和疯狂。尽管托马斯·曼在战前就开始写作手稿，但直到1924年才最后完成，而这种延迟对他的最终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故事在一家疗养院展开，给予他灵感的达沃斯疗养院，他曾经参观过，这家疗养院所在地与现在举办世界经济论坛相关盛会的山顶会址（斯哈泽尔普酒店）相同。

这样的历史联系实在太过恰当。相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达75年的相对和平、进步与繁荣，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大威胁时代与1914~1945年这悲剧的30年更为相像。值得一提的是，第一个全球化时代并不足以阻止1914年世界大战的爆发。疫情（西班牙流感）、1929年股市崩盘、大萧条、贸易和货币战争、通胀、恶性通胀、金融危机和大规模债务违约紧随着那场悲剧爆发，失业率高达20%以上。恰恰是上述危机支撑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主义、西班牙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最终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而达到高潮。

但今天的大威胁其恐怖不亚于30年前，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加可怕。毕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生活的一代人还不必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威胁，或与社会老龄化相关的隐性债务（因为社会保障体系尚处于初期阶段，而多数老年人在拿到第一张养老金支票之前就去世了）。此外，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常规冲突，而现在的大国冲突可能很快失控转到非常规方向，最终可能导致核毁灭的爆发。

因此我们正面临不仅1970年代（一而再、再而三的负面总供给冲击），2007~2008年期间（危险的高负债率）以及1930年代最糟糕的状况。新的地缘政治萧条正在加大热战和冷战的可能性，上述因素非常有可能重叠并最终造成失控。

据我所知，今天达沃斯论坛的与会者，没有哪个正在撰写一本大威胁时代的伟大小说。但今天的世界却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人们在阅读托马斯·曼著作时所感知的那种预兆。我们太多人在峰会上沾沾自喜，而忽视现实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无视眼前的一切警报，活得就像个梦游者。我们最好赶快醒来，不然山就要开始摇晃了。

（作者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现任阿特拉斯资本团队首席经济学家。版权：辛迪加）

标签： 地缘政治 恶性通胀 气候变化 人工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