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馨秋

来源：“中国农史公众号”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中国农史》2020年第6期

【资料图】

陆羽《茶经》书影

茶原产于中国，先秦时期一直是西南地区的地方性饮料；秦汉以后，饮茶沿长江向东传播，至六朝时已常见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此后，茶立足于长江流域向北方普及。期间，茶文化历经萌芽、形成、普及等重要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特定区域作为依托，这些特定区域拥有最为集中的茶文化要素，被视为茶文化中心。关于中国茶文化中心的探讨，目前学界主要有以下观点：朱自振提出“巴蜀是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的摇篮”，认为巴蜀早期茶业产生于春秋战国年间。韩金科、郭泮溪、程启坤认为，唐代是中国茶文化的形成时期，源于陆羽等文人群体的总结和推广，以及身居首都长安的统治阶层的推崇。李三原认为，陕西与中国茶业发展的每一个历史节点都有深厚渊源，提出陕西是中华茶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赵荣光认为，12世纪以前，中国茶文化中心一直处于“黄河流域长安—开封一线的帝国京师超级大城市”，至12世纪初南移至杭州。后期相关研究大多基于这一思路，即：先秦巴蜀—茶文化摇篮，唐代长安—茶文化形成，南宋临安茶文化极致发展。

在先秦萌芽期与唐代全盛期之间，茶文化还经历了六朝时期立足于长江流域向北方普及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黄河流域因南北分裂导致茶叶的饮用始终局限于上层社会的狭小范围内，长江中游的荆楚地区则不具备茶文化发展所需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支撑，因此茶文化向北方普及的立足点就落在六朝都城所在地的建康（今江苏南京）。建康作为茶文化中心所产生的集聚作用，使腹地（包括京口、晋陵，即今镇江、常州、无锡一带）资源向其汇聚并为其所用，同时又通过中心地位将影响向腹地扩散，进而影响全国。然而六朝时期建康的茶文化中心地位及其为中国茶文化发展起到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至今鲜有学者涉及。因此，本文拟从六朝时期建康具备的优势条件，茶文化的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探讨建康茶文化的中心地位。

一、政治、经济、文化、茶区的多重支撑

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中心往往与政治中心重合，茶文化中心更是如此。而且茶叶作为被赋予了文化内涵的消费品，甚至奢侈品，对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也有极高要求。六朝时期，三国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先后建都建康，使建康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其所在的京畿地区也是六朝各政权致力于发展的首要区域。政治中心的优先发展吸引经济中心从黄河流域向东南倾斜，且此间北方人口为躲避战乱和自然灾害侵袭，纷纷向南方迁移，并以长江下游接受移民数量最多。建康以及作为京畿地区的江南原本就是富庶之地，中原贵族和流民的大批南迁，带来了大量劳动力、财富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进一步促进了当地发展，使其迅速成为“贡使商旅，方舟万计”的商业中心以及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以政治、经济作为背景和支撑，以黄河流域文化向南方移植所产生的碰撞与融合为契机，六朝时建康地域文化的精神根基得以形成，并由此发展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

该区地处温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具有明显的季风气候特征，光、热、水资源丰富，无霜期较长。区内低山、丘陵地区广泛分布适于茶树生长的棕红壤。适宜的土壤资源与气候特征为茶树生长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是该区成为六朝著名茶区的基础。政治、经济、文化，多中心重合，为建康茶业与茶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建康以及近邻的京口、晋陵的茶叶生产和茶文化在这一时期开始闻名全国。

约成书于东晋的《桐君录》记载，“西阳、武昌、庐江、晋陵好茗，皆东人作清茗。茗有饽，饮之宜人。”表明当时常州、无锡一带已经开始制茶、饮茶。南朝宋王微所作《杂诗》记述：“寂寂掩高门，寥寥空广厦。待君竟不归，收颜今就槚。”王微是南朝宋时的画家，琅琊郡临沂人，侨居镇江。这首诗描写的是东晋末年至刘宋时期，北方南渡到宁镇丘陵地区的士族妻妾需要亲自农桑，而其所饮之“槚”，即是宁镇地区的土产之茶。东晋杜育《荈赋》所载“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的描述颇似宜兴的产茶之地，朱自振考证推测此诗“可能描述的是宜兴”。此外，诗中还重点描述了关于饮茶的内容，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沈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之句，涉及用水、茶具、烹煮、茶汤等颇为讲究的饮茶内容，是文献中有关饮茶的最早系统记载。表明当时茶的饮用不但注重对水的选择，甚至对茶具陶器的产地，扬水舀汤匏瓢的式样，烹饮茶叶的火候和汤面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从饮茶技艺的角度来看，《荈赋》所写内容也是在“茶道”之名出现之前即已存在的事实上的“茶道”或“茶艺”。

建康地处江南富庶之地，是传统茶叶产区，更是六朝时期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基于多重优势支撑，建康茶业在六朝时期得到飞速发展。同时，繁荣的茶叶生产为饮茶习俗和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稳定的茶叶来源，为建康茶文化中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道教推动：茶成为养生服食的仙品

道教是发源于先秦时期的中国本土宗教，约成型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发展盛行。道教最初的形成与古代神仙思想、方士方术，以及古代医学与体育卫生知识有密切关系。古代医学以及神仙、方士所追求的是养生，从而延年益寿，长生久视，甚至羽化登仙，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就是服食。也就是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提到的，“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

服食源起于人们发现某些草木、动物、金石等具有治病、养生的功能，而且认为服食不同的物质能够产生不同的效果，即所谓“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也”。按照葛洪的仙药分级，能助人羽化升仙的只有名列“上品”的金石药饵，而茶属草木，只能算作“下品”，但是道教对于饮茶习俗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却正是通过养生服食而施加的。而且，随着饮茶意识的增强，茶在道教服食中的地位也愈发重要。

茶叶可以消食、明目、提神、益思、除烦，既有药用价值，又具有养生功效。北魏张揖《广雅》记载：“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南朝梁任昉《述异记》也载饮茶“能诵无忘”。《神农本草经》有一则关于“苦菜”的记录，称其“味苦，寒。久服安心，益气，聪察，少卧，轻身，耐老。一名荼草，一名选。生川谷。”南朝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将“苦菜”释为“茗”、“荼”，即茶。唐代陆羽在《茶经》中也提到，陶弘景《杂录》有“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的记载，同时还记录了一则壶居士《食忌》关于“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的茶事。这些关于茶的记述表明，茶叶的功效符合修道之人对于养生和益寿的渴求，而且在六朝时期，茶已经不再是仙药中的“下品”，而是可以使人轻身羽化登仙的药饵。

与此同时，道教在建康地区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葛洪是句容人，不好荣利，却倾慕于神仙之道，晚年隐居在广州罗浮山中潜心修道、著述。他率先建构了道教神仙理论体系，并提出了服食仙药的成仙之法，著有《抱朴子》内外篇，以及医书《肘后备急方》等。陶弘景是丹阳秣陵（今南京）人，十岁就开始研读葛洪的《神仙传》，向往养生之道，中年时辞官归隐茅山，建立上清道派，使江苏得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道教盛行地之一。

道教在建康以及京畿之地的盛行进一步推动了鬼神崇拜和神仙思想与茶文化的融合。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当时频繁出现的与茶有关的神鬼故事中得以证明。如东晋干宝《搜神记》中就记述了夏侯愷死后回家向家人索茶喝的故事：“夏侯恺字万仁，因病死。宗人儿苟奴，素见鬼。见恺数归，欲取马，并病其妻。著平上帻，单衣，入坐生时西壁大床，就人觅茶饮。”南朝宋刘敬叔在《异苑》中则记载了一则剡县（今浙江嵊州）陈务妻以茶奠飨古冢获报的故事：“剡县陈务妻，少与二子寡居，好饮茶茗。以宅中有古冢，每饮辄先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冢何知？徒以劳意。’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其夜，梦一人云：‘吾止此冢三百余年，卿二子恒欲见毁，赖相保护，又享吾佳茗，虽潜壤朽骨，岂忘翳桑之报。’及晓，于庭中获钱十万，似久埋者，但贯新耳。母告二子，惭之，从是祷馈愈甚。”这些涉及神鬼的茶事记载显示，六朝时茶已经融入道教的服食习俗，而且在当时南方社会生活中也已经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此外，六朝时期是中国南方茶文学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年代，茶事内容由最初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到后来进一步演变形成和派生出了一系列的茶诗、茶歌、茶的故事等茶文学的次生文化现象，表明茶文化的发展已经开始与文学以及其他文化相互融合。再结合陶弘景将茶列入羽化登仙的药饵来看，中国茶文化得以在这一时期完善成型，建康得以成为茶文化中心，道教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茶叶礼俗：茶文化在精神层面的体现

中国人历来有“礼之初，始诸饮食”；“人所饮食，必先严献”的观念，饮食被赋予了解饥止渴之外的更深层次的功能和内涵，从而形成礼俗。无论日常待客抑或祭祀，饮食都是其中的重要形式和内容。六朝时期，茶已经发展成为江南社会各阶层的日常饮品，寓意、信仰、礼教等精神内涵被固定在饮茶之中，成为建康茶文化中心形成的重要标志。

据吴国秦菁《秦子》记载：“顾彦先曰，有味如臛（指肉羹），饮而不醉；无味如茶，饮而醒焉，醉人何用也？”顾彦先（？—312），吴郡吴县人，历任尚书郎、太子中舍人。作为吴人吴臣，他所说“无味如茶，饮而醒焉”，应该是个人饮茶或当时江左吴都社会流传的看法。反映至少在三国吴时，江南的一些官宦豪富人家已有饮茶之风。这一点，从晋陈寿《三国志·吴书》的内容也可以获得证明。《吴书·韦曜传》记载，“晧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孙皓是三国时吴国君，好饮酒，每次设宴，座客至少饮酒七升。韦曜原名韦昭，是孙皓颇为器重的朝臣，其酒量不过三升，孙皓对他极为优待，经常为其裁减酒量，准其少喝，甚至偷偷赐茶以代替酒。这是史籍中关于“以茶代酒”的最早记载，同时也证实了至少在孙吴的上层社会中，饮茶已经是约定成俗的习惯。

《广陵耆老传》中所记载的内容，则是饮茶在晋代普及到平民阶层的直接反映。其载：“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所得钱散路傍孤贫乞人。人或异之，州法曹絷之狱中。至夜，老姥执所鬻茗器，从狱牖中飞出。”表明茶在晋代即已成为扬州地区市场上贩售的商品，同时也反映出当时饮茶已成为当地的普遍风俗。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中还有关于“客来敬茶”的最早记录。其载：任育长“自过江，便失志。王丞相请先度时贤共至石头（今南京）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便问人云：‘此为茶为茗？’”此则茶事虽是为了表明任育长是极重感情之人，但从中亦可看出育长对于南方“下饮”表现出的不解。“坐席竟，下饮”即指坐定之后上茶，任育长不解其意，可能是当时以茶待客的习俗尚仅限于南方地区，还未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及之故。而“坐席竟，下饮”则为“客来敬茶”的雏形，也是六朝时期建康世俗社会的饮茶与礼仪相互融合的直接反映。

六朝建康茶文化有重大发展的另一标志和特点是，茶由单纯的日用消费品，拓展至对某些道德、伦理、品格情操的寄托和追求等精神层面。如《晋书》所载，晋代吴兴太守陆纳招待卫将军谢安“所设唯茶果而已”，其兄子俶随即又将其私备的珍馐盛馔以宴。谢安去后，纳杖俶四十，怪他“秽吾素业”。东晋权臣桓温“每宴唯下七奠柈茶果而已”，表明至东晋时，针对高门豪族的骄奢淫逸，少数稍有抱负的重臣，赋予茶以节俭的象征，称以茶当酒、茶果代宴为“素业”，倡导以尚茶来戒抑骄奢的社会风气。

茶叶向来被视为圣洁之物，因此还成为人们在祭祀之中表达敬意、祈福和寄托哀思的最好方式和内容。祭祀是指向天神、地祗、宗庙等对象祈福消灾的传统礼俗仪式，是从史前时代起即被创立的传统。祭祀所用的祭品以食物为主，从《礼记·祭统》所记载内容来看，“水草之菹，陆产之醢，小物备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实，美物备矣。昆虫之异，草木之实，阴阳之物备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长，均可作祭品之用。由此看来，将茶作为祭品，也是自然之事。

以茶敬供神灵和祭祖祀圣，在民间早已出现，到南朝时发展成为政府推行的一种正式礼制。据《南史》记载，齐武帝萧赜曾下诏规定太庙四时祭的祭品，“永明九年，诏太庙四时祭，宣皇帝荐起面饼鸭臛，孝皇后荐笋鸭卵脯醤炙白肉，高皇帝荐肉脍葅羮，昭皇后荐茗粣炙鱼。并生平所嗜也。”高皇帝指萧道成，萧赜的父亲，原为南朝刘宋权臣，建元元年（479）代宋后改国号为齐。昭皇后是萧赜的母亲，名刘智容，其父刘寿也是刘宋大臣。在祖宗灵位前供奉他们生前喜好的食物是民间习俗，从萧赜开始，此习俗用于王室的祭祀活动。此后，齐武帝为抑制贵族奢靡厚葬之风，在永明十一年（493）颁布的遗诏中也明确规定：“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惟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并强调“天下贵贱，咸同此制”。这也是史籍中所见现存最早的一份由皇帝亲自颁令有助推动茶业生产和倡导推行茶叶礼制的上谕。以茶祭祀由此推广开来，并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

四、承前启后：建康茶文化中心的历史作用

茶业和茶文化在六朝时期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虽然其中很多发展只局限于南方地区，但在建康茶文化中心的引领下，茶业和茶文化至少可以看作是一种流行于中国南方的区域性行业和文化现象。此后，茶文化的发展进入“立足于长江流域向北方普及”的阶段，而建康则为中国茶文化在横向和纵向，即地域和时代上的传播、发展、普及和变迁起到了巨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即使唐代以后，茶文化中心随着政治中心的转换而北移至长安，但北方的茶叶来源以及茶文化发展均受到建康茶文化中心的影响。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茶区所产之茶不仅供当地饮用，还大量销往北方，形成“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積，色额甚多”的局面。阳羡（今宜兴）产制之茶还因“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在唐代发展成为专供皇室饮用的贡茶。而且为督办阳羡贡茶的采制，唐廷专门设“茶舍”于宜兴，阳羡茶区因此成为唐代盛极一时的贡茶采制地，“茶舍”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贡焙之所。

由于贡焙为官方管理，可以不计成本的投入以追求极致，使当地茶区规划、茶叶产量和品质、制茶技术水平等方面获得显著优势。例如，阳羡茶产区最初仅限于宜兴境内，后为满足日益增加的贡茶需求量而扩大至浙北茶区，从而带动太湖地区茶业与茶文化的发展。阳羡贡茶代表唐代制茶工艺和审美的最高水平，同时又涉及朝贡制度以及当地民生，因此吸引大批文人名士的关注，产生了众多以阳羡茶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如诗人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以“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形容阳羡茶的地位和盛名；杜牧在督造贡茶时写下多首关于茶山和贡焙的诗篇；白居易、姚合、陆希声等文人名士也都有关于阳羡贡茶的文学作品传世。

入宋以后，由于小冰河期影响，全国历史气候由温暖期转为寒冷期，茶树生长受到影响，发芽开采日期随着物候的推迟而延后，中国贡茶中心转移到闽北，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茶区发展因此受到影响。但从另一角度来说，贡焙南移的同时也解除了贡制仅限于制作饼茶的束缚，且当时正值中国茶类生产由饼茶向散茶变革，在其他茶区仍限于饼茶生产时，建康及其腹地茶区凭借长期的制茶技术积累和多重支撑，率先完成了这一转变，创造出多种优秀散茶品种。以此为基础，在明代朱元璋“罢造（龙团），惟令采茶芽以进”的贡制转变之际，茶类生产全面转向以炒青芽茶为主，该区又以精湛的芽茶制作技术，继续影响全国制茶工艺的发展。

六朝建康茶文化中心的确立可以填补中国茶文化发展在先秦萌芽期与唐代兴盛期之间的空白，为茶叶从南向北普及全国提供关键支撑，也为此后茶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奠定基础。当然，在明确建康茶文化中心地位及其成就与贡献的同时，还应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进文化自信的目标引领下，进一步探讨建康茶文化中心对于区域发展的影响，这既是江苏作为文化大省应对现实与未来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下一步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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