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背景下，宏观政策应该如何发力应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哪个更有效？发放消费券对撬动内需作用有多大？

5月14日，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多位经济学家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综合来看，专家普遍认为，今年在货币政策空间已经比较有限的背景下，要加大财政支出的力度，并优化财政支出方向，以稳定预期，保障基层政府的稳定运行并保障市场主体。其中，发消费券对拉动消费的作用立竿见影，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论坛上，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在疫情叠加俄乌冲突背景下，纯粹用货币政策工具应对难以起到很好的效果，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降准的空间确实越来越小了，降息的空间也不是很大。”谈及传统政策的空间和效果，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认为，从外部角度看，今年美国大幅加息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中美利率倒挂，这会导致部分资金从我国债市、股市流出，人民币面临一定程度的贬值压力。

在陆挺看来，传统的政策传导机制有些方面失灵了。“以前主要靠地产和基建拉动经济，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是最重要的办法。目前房地产拉动是很困难的，基建（也）很难上来，所以整个传导机制现在面临问题。”

“主要的问题不是货币政策宽不宽松，市场上并不缺钱。”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也指出，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受疫情蔓延的影响，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所以今年能不能更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内关系到稳增长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对外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应对外部超预期冲击。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就促消费来讲，无非应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货币政策面对现在的结构性问题，作用有限。财政政策应该非常积极。

“今年减税降费、留抵退税力度非常大，总规模全年预计到2.5万亿元，尤其是留抵退税这对于解决企业目前现金流问题、纾困问题具有非常积极的效果。”不过，李迅雷也指出，财政投入主要是要确保企业主体对就业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对于财政支出直接用于消费领域投入偏少。“建议财政政策力度要继续加大，尤其用于消费方面。比如，在财政政策方面应提供信贷倾斜政策，用财政政策撬动信贷政策，比如增加贴息、贷款的担保，在纾困方面给予一定的租金减免，税费方面的减免力度非常重要。”

通过消费券撬动内需

从数据来看，疫情冲击非常明显，消费转负，居民贷款房贷也出现了负增长。央行最新数据显示，住户贷款减少2170亿元，同比少增7453亿元。其中，住房贷款减少605亿元，同比少增4022亿元；不含住房贷款的消费贷款减少1044亿元，同比少增1861亿元；经营贷款减少521亿元，同比少增1569亿元。

当前，消费成为国民经济当中最大的挑战。一季度中国经济数据大幅回落，其中3月消费增长-3.5％，回落幅度最大。

在陆挺看来，进入抗疫第三年，不少家庭、企业储蓄和积累被不断消耗，抗冲击能力减弱，疫情之下失业率上升，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下降，尤其在耐用品方面，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意愿、能力也会下降。

“企业和居民对疫情的不确定性预期超过了2020年一季度，不确定性加剧使得居民会减少投资和消费。”陆挺说。

如何应对？专家建议，可通过消费券撬动内需潜力，发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复苏作用。

“发消费券对短期拉动消费的作用立竿见影，而且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过去两年，欧美的刺激经济政策主要在消费端，发钱给老百姓增加需求、消费；我们的刺激经济方法主要是减税降费，给企业复工复产创造条件，但我们的消费端比较弱。在这种国际国内的形势下，促消费会成为重头戏，（后续）可以考虑给各地政府发放的消费券提供中央财政支持。”

实际上，早在2020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冲击，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激活消费市场潜力，全国各地曾大规模发放消费券。从实施效果来看，此前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测算，每1元钱的政府补贴能带动3.5元至5.8元的新增消费，杠杆效应达到3.5倍以上。

沈建光说，地方政府对发消费券非常看好，因为对当地消费拉动作用非常明显，尤其是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已走到世界前列，通过数字经济的方式来发放消费券的效果会非常好。在中国香港的实践也说明，在疫情恢复时，发消费券对香港餐饮的促进效果尤其明显。

“消费的作用比基建投资作用更大。”李迅雷也提出了发消费券的建议。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出现几个拐点，比如人口老龄化的拐点、房地产的拐点等，过去的增长模式很难持续。在这种情况下靠外需很难，内需除了靠投资拉动，更多要靠消费拉动。

陆挺也表示，消费券是非常好的政策，是可以发力的点。“今年在货币政策空间已经比较有限的背景下，要加大财政支出的力度，并且优化财政支出的方向，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力度稳定预期，保障基层政府的稳定运行并保障市场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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