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流转土地种粮超过十年的王汉，再次感受到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滚烫”——从去年开始，一些之前从事饭店、洗浴桑拿生意的工商资本，都下乡“包地”种粮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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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汉是上一波资本下乡的受益者。2011年，受土地规模经营收益的吸引，他返回位于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的老家，创办了红彤彤农业专业合作社。历经11年的逐步探索，尤其是2018年之后，该合作社专注于一年两季的粮食种植，发展规模已达到2万亩左右。其中，7000亩为合作社从农户手中直接流转，1.3万亩为规模农户委托合作社托管种植。

之所以王汉对最近这一波工商资本下乡颇有担忧，主要在于地租，也就是“包地”成本的上涨，正在挤压真正从事粮食生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收益。不断“内卷”的“包地”成本，再加上种粮贷款难，以王汉为代表的种粮大户作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主体，正在遭遇挑战。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董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近年来，地租连续上涨，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粮价上涨，种粮收益明显，带来地租水涨船高；二是各级政府对于超过一定经营规模的种粮主体，会给予定额补贴和农业项目支持，直接刺激了土地流转需求的增加。然而，地租不断上涨，在一些地方，与种粮成本平起平坐，甚至高于单季种粮直接成本，这大大增加了经营风险。

地租十年间上涨三倍

由于种粮收益比较低，绝大部分年轻农民都选择外出务工，于是就将农地流转给其他农业生产主体。小农户间的转包价格比较低，“农户只是象征性地收一点钱，200~300元（每亩）”。当然，彼时粮价亦不高。几年下来，导致那时候下乡的工商资本亏损严重，不得不离开农业。这让王汉印象颇为深刻。

如今，在粮价持续上涨的带动下，地租也跟着上涨。尤其是在下乡工商资本的哄抬下，涨势更是“疯狂”，正逼近王汉所设定的合作社“包地”底线——每亩850元，这是其经过多年精打细算后确定的“盈亏临界点”。

这意味着，十年时间，地租就上涨了三倍。

地租在种粮大户全部种粮成本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以地处黄淮海平原的固镇县为例，粮食种植主流是一年两季，一季小麦，一季玉米。每亩成本包括地租、种粮投入两部分。在当地，“包地”的合理市场价格为每亩800元。种粮投入包括种子、肥料、农药、农机作业、抗旱、用工等。以2021年为例，每亩投入小麦541.65元、玉米510.5元，全年种粮投入1052.15元。

这意味着，种粮每亩总成本1852.15元。而地租占比接近50%，占全年种粮投入的比重接近80%。

再来看总收入，每亩销售收入小麦1304元、玉米713.93元，合计2017.93元。总体算下来，种粮大户的净收益只有165.78元。王汉说，“每亩地一年只能赚150~200元。尽管看起来不多，但考虑到体量大，总体收益也很可观。亩均收益低就要求种粮大户足够精明，必须在每个环节中都精打细算。要是管理不善，特别是之前没有大规模种植经验的大户，就有可能要亏损。”

据安徽农业大学教授王士海团队调研，在小麦主产区，种粮大户的地租成本几乎逼近直接种粮的成本，大大增加了种粮大户的经营风险。

对于地租的上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的种粮大户张立伟也有切身体会。在当地，张立伟流转有7500亩土地，一年种一季，主要是种玉米。“这7500亩地，得投资1000多万，平均每亩地的成本在1500元~1550元。其中，农地流转费用占大头，达到900~950元，其余是农资、农业生产各环节社会化服务等成本。”他说。

以开鲁县为例，亩产30%水分的原粮达到900公斤（折合14.5水分的国标干粮约720公斤）的土地，2021年春节前后流转价格为1000元。流转后，每亩70元的种植者补贴由流转方享有，因此包地实际成本为930元。而滴灌种植玉米的成本700元，地租已经明显超过了种植成本。玉米的投入成本合计1630元。按照2021年产玉米收购季价格达到每吨2350元，每亩粮食销售收入约为1695元，合并每亩地秸秆销售收入80元、每亩回收滴灌带销售收入25元，总收入达到1800元。

这意味着，种粮大户流转土地的收益每亩仅有170元，投资回报率只有10.4%。一旦粮食价格向下波动10%，种粮大户就将面临全面亏损。业内认为，考虑到风险承受能力，种粮大户的投资收益大不如前。

对比来看，五年前，种粮大户种植滴灌玉米，同样的农地、同样的产量，地租每亩仅有400元，种植成本500元，成本投入合计900元。按照当时的标准干玉米价格每吨1600元来算，每亩粮食销售收入为1152元。由于当时种粮补贴并未给种粮大户，合并前面提及的秸秆、滴灌带回收的80元，总收入达到1232元。

这意味着，种粮大户的每亩收益为332元，投资回报率36.9%。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让人颇为意外的现象：对种粮大户而言，随着玉米价格的大幅走高，投资回报率竟然大幅下降，风险承受能力也显著下降。这对于提振种粮大户的生产积极性是有影响的。

果断放弃“非粮化”，全部改种粮食

2011年，固镇县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的意见（试行）》。成立了固镇县农村土地流转工作领导小组、固镇县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推进指导组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负责全县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管理。这被王汉视为地方政府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信号。于是，他果断返乡“包地”，创办农业专业合作社。

“包地”是“流转农村土地经营权”的通俗说法。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目前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始于2008年。2014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首次提出“三权分置”。

2016年两会期间，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接受媒体采访就表示，承包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是普遍现象。实际上，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经有很多经济发达的地方在探索这种做法了。

布瑞克·农产品集购网研究总监林国发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的土地流转跟城镇化有着密切关系，并率先从东部沿海省份开始。

林国发称，因为地力、平整度、基础设施等条件不同，不同地区的土地租金存在显著差异。目前，华北地区成片耕地每亩每年租金普遍在600~800元，东北地区普遍在400~600元。由于东北耕地一年一熟，玉米价格对次年地租影响较大。南方地区更是差异较大，每亩每年租金从300元到1200元不等。种植粮食一般400~500元，种植香蕉、冬季种植蔬菜等，普遍较高。

2018年，是红彤彤农业专业合作社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由于“包地”只严格规定“非农化”，并未严格要求“非粮化”，该合作社在种植粮食作物之余，也种植了一部分经济作物，比如蔬菜。不过，种植蔬菜的规模效益并不好，五六年时间，反倒亏损了几百万元。

之所以亏损，主要在于人工成本太高。王汉解释称，种植蔬菜的话，人工成本占总成本一半以上，地租不到20%。根据在“蔬菜之乡”山东省寿光市的考察，在同等产量的情况下，如果一斤辣椒低于0.8元的话，规模大户要亏损，而小农户还有一倍利润。

“这说明，小农户赚的钱，都是人工劳动的辛苦钱。”王汉说。鉴于此，在严重亏损的情况下，2018年底，红彤彤农业专业合作社果断放弃“非粮化”，全部改种粮食。

探索“地租+分红”模式

地租的上涨，也影响着中国农业的竞争力。“如果将‘包地’成本扣除，中国的小麦种植成本，要低于进口小麦价格。”王汉称，这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

由于地租占粮食生产的大头，种粮大户也不得不尽可能地控制成本，王汉的“精明”体现在地租支付方式上。区别于其他种粮大户“在每年种地之初，就直接支付农户地租”，红彤彤农业专业合作社选择在每年6月1日前兑付。否则，老百姓有权收割小麦。

多年来，小农户与种粮大户之所以能达成这样的默契，原因有四：一是，受地理、气候等因素影响，固镇县种植的小麦稳产，且极少遭遇受灾年份；二是，当地形成了稳定的“小麦+玉米”种植模式，而且二者属于常规作物，质量好坏都能销售掉，无非是“好的好价、差的差价”；三是，每亩小麦产量1000斤左右，国家最低收购价多年维持在每斤1.1元以上，远超每亩地700~800元的地租；四是，由于小麦生长周期8个月，以该合作社接近2万亩农地的流转规模，地租为1500万元左右。尽管对老百姓来说，每家每户可能也就到手3000~4000元，起不到关键作用，但对合作社而言，这笔资金就相当于闲置，无形之中增加了财务成本。

“老百姓、村委会、地方政府都担心种粮大户要是经营不善的话，会选择‘跑路’，影响农民收益及地方稳定，但我们不会。”王汉说，正常年份，当地小麦收割时间在6月5日左右。不管合作社经营好与坏，都会在此之前支付租金，不然损失的可是小麦收入。正因为常年从事粮食生产，在当地积累了口碑，这种模式也受到多方认可。

考虑到地租、种粮成本的上涨，目前，王汉正考虑合作社转向大托管方向。2022年，他做了一个“地租+分红”的试点。简单来说，就是农户将土地入股到村里面，村集体跟合作社联营，由合作社为农户兜底，每亩最低收入800元，相当于地租。待售粮后，赚钱了分红，不赚钱不分红。“小农户要是自己种地的话，可能收益要高于800元，但选择入股合作社的话，既不用投资，也不用劳作，还不承担各种风险。而对合作社来说，也不可能再提高地租成本，风险点就是800~850元。”

在前述2016年两会采访中，陈锡文也提到，地租越来越高是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形式已经受到地租的挑战，尤其是在粮棉油等大宗作物的种植区域内。

他提到，现在需要引导和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包括土地股权合作社、土地托管代耕等。

在王士海看来，地租问题只是发展阶段问题。随着城镇化进一步发展，农村务农人口进一步老龄化，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供求关系自然会发生改变。当供大于求时，地租价格就会回落。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预测将在2040年左右实现。从政府层面来看，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加快这一进程。比如，为促进土地规模经营，由鼓励需求转变为鼓励供给；再比如，借鉴法国、韩国等国验，出台针对老年农民退休金计划，鼓励老年农民尽快退出农业经营，在降低地租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农业经营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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